然而讓李淵也頗為無奈的是，孫伏伽依然出自貝州，自幼更是在清河崔氏的私塾求學，其同窗皆是皆是崔氏精英。

待孫伏伽成為正義使者在大理寺明察秋毫時候，他當年的同窗，依然在家鄉讀讀書寫寫詩，風輕雲淡，看潮起潮落。

孫伏伽比他的舊時同窗成就深遠嗎？與小民而言，仿佛是這樣的。然而實際上，孫伏伽在大理寺中，能決一人善惡命運，能決百人生死結局。可他的同窗們，隻消一句口信，百裡之外一個農莊的所有農戶，可能就瞬間失去田地流離失所。

心懷正義的孫伏伽在案牘前累的半死，在百姓中官聲如金，落在崔氏，也不過是評一個“刀筆吏”。

若非李世民一力強推削弱世家，並沒有選擇全麵合作壟斷教育權和人事權，隻要崔氏想，想出多少六品以上官僚，就有多少。

李世民也很清楚，貞觀年的大唐還在上升期，帝國還在擴張，人口還在增加。但如果有一天，帝國出現衰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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